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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动症和抑郁症存在的意义,或许是为了人类的延续

时间:2019-08-16

本文由公众号 “把科学带回家” 提供
给孩子最好的科学教育


来源 《大西洋》等

编译 七君

在马里兰州的一个乡村里,有一个奇特的实验室。这个实验室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一直饲养着一些猕猴。这些猕猴留下的数据为科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它们使人类发现了自身的一个重要属性,解释了抑郁症、多动症等精神健康问题存在的意义。

借用猕猴来研究人类的精神疾病非常合适,因为猕猴的社会结构与人类的很相似,而且猕猴的 DNA 和人类的相似度为95%,能超过这一数值的只有大猿(如黑猩猩、大猩猩)。

演化生物学家 Stephen Suomi 是这个位于威斯康星大学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动物行为学实验室(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’s Laboratory of Comparative Ethology)的负责人。

Suomi 可以说是“阅猴无数”了,但是让他最感兴趣的,是一类对社会适应不良的猕猴。

这类被他称为“抑郁”或“神经质”型,大概占20%,它们呆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更长,而成年后更加孤僻焦虑,拥有的同伴也更少。

1997年,Suomi 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 Klaus-Peter Lesch 对猕猴进行了基因分析。他们发现一些猕猴和人类一样,带有一个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突变。但离奇的是,其他灵长动物都没有这个基因突变。他们的研究发表在2002年的《分子精神病学》(Molecular Psychiatry)上,引发了轰动。

猕猴

不过,Suomi 依旧百思不得其解,“难道说只有人类和猕猴才会生抑郁症?人类和猕猴在灵长动物里是特殊的?”的确,在灵长动物中,人类和猕猴有相似的演化史:人类和猕猴都适应了许多不同的生存环境,猕猴是非人灵长动物中分布最广的。这样的进化历程是否是人类和猕猴共有抑郁症相关基因突变的原因?

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,这不就可以推出一个更加反常的推论了么——让人类和猕猴拥有广泛适应力的原因,或许就是这些抑郁症相关基因?

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推论,不但违反了常识,还打破了许多科学理论,不过它并没有立刻被丢入废纸篓,而是掀起了一股行为遗传学的热潮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发展学教授 Jay Belsky 在人类基因学研究中的一个意外发现,恰好为 Suomi 的猜测提供了强心剂。

Belsky 在研究基因和环境的交互时发现,一些携带精神疾病相关基因突变的人并没有患上这些疾病,反而比没有携带这种突变的人更优秀。

后来,类似证据不断涌现。许多研究表明,让人容易罹患精神疾病的基因,也可以让人变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、更成功。这就像 Leonard Cohen 的歌里唱的那样,有了裂缝,才能有光透入。

Belsky 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后发现,那些携带了精神疾病相关基因突变的人,如果早年成长在恶劣的环境中,那么就更可能最终发展出相应的精神疾病。

但是,这些高风险人群如果成长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,则不容易罹患相关精神疾病,甚至还可以比别人发展得更好。

来看一个经典的研究。

2004年,荷兰莱登大学的学者 MARIAN Bakermans-Kranenburg 扛着摄像机进驻到2000多个暴躁逆反的1-3岁幼儿的家中。这些熊孩子经常哭闹大叫,喜欢发脾气丢东西,不听父母的话。

许多研究发现,在这个年龄段展现出这类行为的孩子往往日后学业不佳,并很可能发展出反社会倾向。而这种行为,和一个名为 DRD4 的基因有关。DRD4 基因也叫多动症基因,它的某个突变会让携带者成为多动症高风险人群,表现如上所述。

但是,Bakermans-Kranenburg 在对这些家庭的儿童和父母的基因以及攻击性进行研究后发现,只有在遇上冷漠严酷的母亲的情况下,携带 DRD4 突变的孩子才会表现出暴力行为。光有冷漠的母亲,或光携带 DRD4 突变本身不会让一个孩子变得更有攻击性。

更重要的是,DRD4 这个基因的突变不仅和多动症和霸凌行为有关,也和热爱探索和寻求奖赏的个性有关。

把携带高风险 DRD4 突变的孩子交给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,结果会不会不同?

为了证实这个设想,在8个月的时间里,Bakermans-Kranenburg 造访了其中120户家庭,拍下了他们的育儿片段,然后把这些片段剪辑成育儿培训视频,供其他母亲学习如何识别孩子的情绪。

比如,一些熊孩子在母亲给他们念书之后,表现得很愉快,这样的片段让其他母亲知道,给孩子念书可以缓解他们的敌对行为。

Bakermans-Kranenburg 把157个有暴力行为的1-3岁儿童的家庭分成2组,其中一组的母亲观看了这些共情指导视频;另一组没有接受任何指导。

在这样干预了18个月后,2组原本相似的家庭出现了分化。那些携带多动症基因突变,并且母亲接受了共情培训的孩子的攻击性下降了27%,下降程度超过那些低风险型基因突变,或者母亲并没有接受育儿指导的儿童。

这项研究发表在2008年的《发展心理学》(Developmental Psychology)上,目前被引用了超过450次。

在另一项研究中,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 Ariel Knafo 也对携带高风险 DRD4 突变的3岁儿童进行了研究。

在实验里,研究者假装不小心撞到了膝盖,还弄丢了娃娃,借此来看看这些3岁的孩子会不会过来帮忙或者安慰自己。结果,那些携带多动症基因突变,并且母亲冷漠的儿童对“痛苦”的研究者无动于衷;意外的是,那些最乐于助人的孩子也携带这个突变,不过他们有热心体贴的母亲。

再来看看成年人身上的研究。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 Shelley Taylor 研究了携带 5-HTTLPR 基因突变的人是否更容易患上抑郁症。

5-HTTLPR 基因和大脑中的血清素(一种和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)水平的调节有关,它有3个等位基因,其中一个容易让人患上抑郁症,但一个却可以对抗抑郁症。

在这项研究中,那些携带抑郁症高风险等位基因,并且最近半年生活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的确出现了更多的抑郁症状。但是,那些抑郁症状最少的人也携带着相同的等位基因,只不过近期的生活压力更少。

这些研究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发展理论——差别易感性假说(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)

这个理论指出,一些人就像蒲公英,一些人就像兰花。

蒲公英说得好听点是适应性强,说得难听点是比较“贱”,对环境要求不高,好养活,人行道的缝隙或者沃土都不成问题。蒲公英型孩子对养育条件并不敏感,不会出大岔子,也少有惊人的成就。

亚利桑那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Bruce Ellis 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W. Thomas Boyce 指出,瑞典人的文化中就有“蒲公英型儿童”的说法。这些蒲公英型孩子就是我们口中的“正常的”、“坚韧不拔的”、耐粗放型管理的孩子。

但是一些孩子却像兰花,说得好听点是金贵,说得难听点是“矫情”,他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正常发展,对环境有苛刻的要求。在不适宜的环境里,这些孩子的恶行就会暴露,甚至变本加厉。但是一旦得到适宜的环境,兰花绽放的花朵,足以让蒲公英黯然失色。

换言之,兰花型孩子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弹性,但对环境的适应性和韧性不足。蒲公英型孩子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和韧性更强,但弹性和可塑性不足。

Belsky 认为,你无法强迫一个兰花型孩子展现出韧性,因为可塑性和韧性本来相悖,放大环境的影响是兰花型孩子的天性。你要做的,是给予他们适宜的外部条件。

2010年发表在《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》(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)上的一项对罗马尼亚孤儿的研究提供了支持。这项研究发现,在进入了高质量领养机构后,那些携带高抑郁症风险的 5-HTTLPR 突变的孤儿的变化最大、获益最多。

“蒲公英-兰花”理论解释了过去关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——既然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对本人、家庭和社会有那么多危害,为什么它们没有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?



因为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,或许能在肥沃的土壤中开花。正如 Belsky 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生化学家 Michael Pluess 所言,世界是无法预测的,未来并不可知。从进化的角度看,不同基因突变的组合犹如买股票投资组合,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,提高预期收益。

蒲公英型犹如稳健型的蓝筹股,能给一个物种带来稳定;而兰花型如成长型股票,发展迅猛但风险很大,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。在艰难时期,物种的延续需要韧性强,但弹性弱的蒲公英型;但是在重大变革时期(如战争、移民、技术革新),则需要兰花型来推动进步。

一些研究发现,人类身上的“兰花型”基因突变实际上是在近5万年内出现的。

近5万年也是智人崛起的时代。因此犹他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 Gregory Cochran 和 Henry Harpending 在《万年爆炸: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》(The 10,000 Year Explosion)一书中指出,兰花型基因突变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偶然,而对智人有重大意义,“近5万年,是多动症基因突变扩散的5万年”。

虽然差别易感性假说很年轻,目前的实证研究基础根基尚未扎实,但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。

美国贝勒医学院儿科学和精神病学教授 W. Thomas Boyce 多年来从事的是儿童发展相关的研究,他指出兰花型基因假说“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看待人类精神病的视角。把携带某些高风险突变的孩子放在正确的环境里,他们不但能变得更好,还会变成最好的。” 哈佛医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 Karlen Lyons-Ruth 则表示,“是时候严肃考虑一下这个理论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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